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今天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地下水的总体状况是有保障的，但急需制定专门法律保护地下水。

北京1月份以来出现了5次强雾霾天气，整体空气PM2.5的总量或浓度高，但毒颗粒占比低。研究结果表明，近期我国持续、大范围的强雾霾中，含有大量的毒颗粒（即含氮有机颗粒物），这种物质可能引起癌症及其他严重疾病。

此外，广州的发电能源结构也要进行调整，减少烧煤发电。同时，吴兑还认为，广州近年大力推广的LPG（液化石油气），其实没有CNG（压缩天然气）或LNG（液化天然气）清洁，未来治理的方向应该用LNG替代LPG。从近三五年来看，排除香港、澳门、台北和高雄，广州的综合空气质量在内地大城市中排名第一，这就是治理的成果。吴兑表示，因为广州早就出现含氮有机颗粒物，所以10年来一直在治理空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京沪穗雾霾形态不一样吴兑表示，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来看，三地虽然都出现过强雾霾，但是3个城市的雾霾形态不太一样。

近日，中科院公布了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去年年底，广东省环保厅已经表态，VOC被列入未来8年广东空气污染治理的防控重点，目前广东率先在全国将VOC排放纳入总量控制，逐步禁止销售、使用高挥发性油漆和涂料。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最终形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同样提到了森林的重要性。

不难看出，该定义自诞生时起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例如，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在全国推开绿色GDP核算，但却遇到了种种阻碍，最终无法实施生态文明、生态产品、生态效益等字眼在十八大后成为热频词汇，备受关注。也就是在定义的过程中仅仅考虑了消耗资源的量，而没有考虑资源再生产的价值，即生态效益。

生态GDP不单单是在做减法，而且还在做加法，这样就避免了当年GDP增长率被削减，相对于绿色GDP更容易使人们尤其是政府部门所接受。其次，生态GDP弥补了绿色GDP的缺陷，重新认识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因此，只能说其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而不是全部。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挪威纳入了自然资源价值。这是对绿色GDP的进一步升华和完善，也是该团队夜以继日、勇于探索的奋斗结果。

加拿大核算了环境资源价值。然而，这个概念并没有涉及到与生态产品、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建设相关的理念。不难看出，该定义自诞生时起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那么当谈及现阶段的热点问题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建设时，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最好的途径是现行的绿色GDP核算吗？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种核算是真正符合生态文明评价制度要求的？下面就让我们追随林业科学家的脚步解开这个谜团。

时代呼唤：生态GDP核算体系应运而生现行的绿色GDP核算过高或过低地估算了经济社会发展价值，均无法真正地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因为它只是计算了环境退化价值，而没有计算资环损耗的价值。

这也是绿色GDP核算制度推广的艰难所在。墨西哥也将石油、各种用地、水、森林等资源纳入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

面对历史新机遇，为了探索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创新途径，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首席专家王兵研究员于2012年11月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了生态GDP的概念。2010年，林业部门开展了绿色GDP的核算工作，当时就把森林生态效益列入了其中。首先，在经济发展与资源价值相关的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将森林生态系统效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引导人们自觉转变观念，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宝贵财富，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观念，继而把这种观念贯彻到经济、社会的实践当中，建立考核和监管体系，促使人们加大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换句话说，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在本身的生命活动过程中，为人类提供生活所需的资源和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其中不涉及生态系统作为存在、遗产等所具有的功能。再者，环境信息公开化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再次，绿色GDP的概念体现的是存量范畴，而资源再生产所带来的效益属于流量范畴，如何实现流量与存量的紧密衔接，这是该定义中没有反映出来的。当前，用绿色GDP考核政府业绩及党政官员政绩的评价方法一直难以开展。

两项合计，需要扣除当年GDP的4.85%。当前的传统社会已经向现代生态社会转型，如果只是竭泽而渔，只注重绿色经济的发展而对地球形成生态欠账，那么绿色GDP可能要大打折扣甚至是负数。

再次，多种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中，哪一类型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应该首先纳入生态GDP核算体系？陆地上最大的资源和环境载体当属森林生态系统。当然，这个结果还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绿色GDP核算结果。

现实尴尬：绿色GDP核算制度难以推进自绿色GDP诞生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开展了本区域内的绿色GDP核算。丹麦注重能源的消耗价值。而倡导生态GDP、推行生态GDP核算制度，对大众来说，可谓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福音。绿色GDP的概念本身反映的是环境资源损失的代价，即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而没有反映出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尤其是环境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的相关关系。

只有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最后，成熟的森林生态效益评估技术完全能够支撑生态GDP核算。

如博茨瓦纳共和国将水资源的消耗计入其内。就当前我国而言，森林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协调区域发展、发展森林文化产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防沙治沙、提供可再生能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兵研究员结合十八大报告和前期的科研成果，于2012年11月底首次提出生态GDP概念，即在现行GDP的基础上做两次减法（减去环境退化价值和资源消耗价值）和一次加法（加上生态效益），也就是说在原有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加入了生态效益。例如，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在全国推开绿色GDP核算，但却遇到了种种阻碍，最终无法实施。

《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在执行中实现了生态价值可以变现的技术难题。而2004年，我国GDP增长率为10.1%，这也就意味着增长率的将近一半被环境退化所抵消。也就是说，森林为经济体系以及人类生存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态服务。

将生态效益纳入生态GDP核算体系，可以科学而客观地评价生态系统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作出的贡献，准确地反映出生态系统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生态效益的影响，全面地凸显生态系统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为国家制定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自然环境在经济产出过程中，除了被动的消耗和损害外，还在创造着自身的价值（生态效益）。

因此，只有将存量考虑进去，才能极大地调动各级政府再生产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会调节各级政府对环境资源的态度。王兵研究员进一步认为，生态GDP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同时还能体现林业工作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界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进而制约了创造生态价值的积极性。若是再将资源损耗价值扣除，那么当年GDP的增长率将会所剩无几，这个结果将是党政官员不愿意谈及的。